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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新中国税收奋进历程:有幸报国 上下求索(一) 中国税务报

2019-10-22 05:52:09 来源:南市资讯

新中国成立70年来,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,为这一宏伟的发展注入了活力。哪些难忘的照片、哪些重要的经历和灵感会被税收作为最重要的照片之一而留下?在国家税务总局退休干部局的大力支持下,《中国税务新闻》邀请了九名退休干部讲述新中国的税务工作。这个问题从五个老干部的故事开始。

在此,我要向70年来为中国税收事业做出贡献的老税务员们表示敬意。

在创建仪式中体验老税务工作者

前国家税务总局首席经济学家

张忠成(87岁)

我将永远记得1949年10月1日。

这一天,北京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建国仪式。当时,我还是北京第六中学的学生,有幸目睹了这一盛事。当毛主席大声庄严地向世界宣布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”时,广场沸腾了。我久久不能忘记欢乐的场面和极度兴奋的心情。

1950年3月初,我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干部培训班,主要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经过7月份的培训,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税务局第九分局担任税务管理员。1952年,该组织把我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金融。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作,直到1995年退休。

从几十年的税收来看,我觉得我们的税收是随着国家的建设逐步发展起来的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,全党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,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都要开始有所不同。20世纪80年代,国有企业分两步走的改革,即“利改税”和工商税收制度,将企业上缴的利润转为所得税,扩大了企业自主权,增强了企业活力,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与金融体系改革一起进行的全面改革。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实行以相对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,消费税和营业税并行,对内对外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收制度。改革还改善了所得税制度,引入了资源税,并废除了过时的税收,如盐税。改革后,我国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税制框架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税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。税收制度已经逐步简化和标准化。改革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。我认为个人所得税改革、扩大小微企业和科技创业企业的税收优惠范围、减免税费尤其值得称道。改革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减轻负担或向人民隐藏财富。更重要的意义是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,增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和韧性。刺激社会消费,帮助供给方改革;鼓励公共创业和创新,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,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。它的伟大作用已经开始显现。

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管理司前司长

赵怀坦(78岁)

我在1965年参加了这项工作。我最初是一名税务管理员,从事税务工作已有30多年。我对税收很感兴趣。今天,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税收的数字:1965年,当我参加这项工作时,全国的工商税收为173亿元。1994年税制改革时,全国工商税收为4621亿元。2018年,全国工商税收收入达到16.29万亿元,实现跨越式发展。

单项组织收入显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巨大成就。税收,这是真正的钱!在过去的70年里,国家的钱包膨胀了,经济和社会发展了,军事力量增强了,普通人过着美好的生活。

2018年,全国范围内国税和地税机构的合并涉及面广,人员众多,兴趣浓厚,前所未有。改革的成功离不开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坚强领导。这也是全国数百万税务人员纪律严明、作风优良、有能力打赢战争的又一证明。

税收增加了,国家变得富裕了。它已经完成了许多过去想做但没能做到的事情。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、军事和国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。大量实践证明,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成功经验是宝贵的,值得骄傲。作为老党员,我们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初衷,牢记自己的使命,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。

国家税务总局原地方税务司司长

雪子(85岁)

我来自江苏无锡。1953年,他去苏联莫斯科金融学院学习。1957年,他毕业后回到中国,被分配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作。他从事工商业税和近海石油税。1988年,国家税务总局成立后,他被调任地方税务总局局长。1996年退休后,他在中国税务学会工作,曾两次担任中国金融学会执行理事。我在1958年、1973年和1994年直接参加了税制改革,参加了《工商统一税条例(草案)》和《工商税务条例(草案)》的起草,并主持起草了《土地增值税》初稿和其他几项暂行地方税收条例。

1957年,我去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做工商税务工作。盐税最初由轻工业部征收,后来返还给国家税务总局。余强同志原在轻工业部负责征收盐税,后来也调到国家管理局,由我们俩负责。我见过地方盐、海盐、井盐和盐的税收。当时,山东寿光县还不是一个蔬菜基地,海盐在这里晒,海滨布满盐滩,井水咸咸的。很少有人从外面进去。

改革开放之初,有一场大辩论。当时,人们发现沿海地区有油田,但是石油部门对是否开发有很多争论,因为我们没有技术或人才。有人认为找外国人发展是背叛,等于给外国人资源,但不找外国人发展是不可能的。后来,决定对外开放。来自美国、英国、日本和伊朗的公司都来了。1982年,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海洋石油税务局,后来更名为财政部海洋石油税务局。我去了海洋石油税务局工作。

海洋石油税务局是一个副部级单位,最初由财政部领导。该部负责人亲自负责建立该局系统。上海、天津、湛江和广州设立了四个分局。广州分局还在深圳设立了收款处。在早期,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与外商接触,讨论如何发展和分配他们。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纳税。后来,决定使用“分配石油”的方法。提取的石油比例将交给外方,其余部分将属于我们,包括税收。几年后,我们还收取了版税,这在美国也是可行的。

我们经常去海上钻井平台进行研究。那时,有直升机专门去钻井平台,有时我们也坐船去。天津沿海的平台是坐船去的。那时,去钻井平台的飞机经常发生事故。全世界每年都发生几起事故。1983年,我们访问了美国、巴西和委内瑞拉。在美国,我们与有合作关系的石油公司进行讨论。当我们去巴西的海上钻井平台进行研究时,我们必须在我们乘坐直升机时戴的头盔上写下姓名等基本信息,这样就很容易查询和处理事故。委内瑞拉也有很多石油,马拉卡勒湖有许多油井。我们去了解了这三个国家的石油开发和石油税收制度,并进行了初步研究。后来,我成了海洋石油税务局的副局长。1988年国家税务总局成立时,我担任地方税务管理部主任。此时,海洋石油税务局隶属于国家税务局。

我们不赞成征收宴会税。北京电视台来找我采访。我说执行起来既困难又困难,而且许多地区没有征税。

为了开征新税,我们地方税务部门的同志做了大量的研究,包括土地增值税、遗产税等。1994年税制改革前夕,国务院领导在北戴河召开会议。当时,我在北京负责起草一些地方税暂行条例。

经过几十年的税务工作,我一直记得我的党员身份,不要忘记你的首创精神和我的使命。我和我在总局和地方政府的同事们一起,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,深化实践,学习商业,为祖国的税收事业作出了一点贡献。(记者黄金采访并整理)

原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司长

陈濂波(80岁)

1964年厦门大学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作。我在税务部门工作了37年,并于2000年退休。

1958年以前,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有300多人,其中计划部有70多人。然后大量的员工被裁员。文化大革命前,国家税务总局有96名工作人员。1968年,财政部裁减了大量人员。整个财政部从738个减少到60个,原来的司局变成了几个单位,如商业集团。其中,商业集团是由9人组成的税务集团。也就是说,税务总局从96人减少到9人,从事日常税务工作。作为年轻干部的代表,我留下来主要从事税务规划和统计工作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国民经济需要尽快发展,以改善民生。国家雇用人员时,国家税务总局的工作人员需要迅速增加,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,国家税务总局逐渐将其工作人员从9人增加到目前的规模。

从37年的纳税经历中,我有两个深刻的经历:

首先,税收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事业,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。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困难时期,税收的重要性更加明显。国家税务总局的计划部门有着优良的传统。我听到老同志回忆说,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,当时的规划部门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,向行政会议报告国家每天征收多少税收的统计数字。周恩来总理必须知道每天有多少个“钱袋”。

第二,税收团队是一支纪律严明、作风优良、能打胜仗的钢铁团队。在全体税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,税收任务年年完成,保证了国家建设的需要。1998年对我来说是难忘的一年。今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、长江和嫩江毁灭性洪水以及沿海地区严重走私的打击。该国的经济秩序受到严重影响。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,有关部门大力打击走私,开展专项检查和专项检查,大力开展税收清理工作。国税官员听党的话,讲政治,顾全大局,日夜奋战,积极参与工作。最后,他们增加了1003亿元的收入,省下了“钱袋”,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起到了“压石”和“稳定器”的作用。几十年的实践证明,我们的税收铁军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,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,为党和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原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司司长

王绣(72岁)

1968年,我从北京来到山西省大同市插队。1972年的一天,两个招聘人员来到了公社。他们来自大同市财政局。虽然当时我不知道财政局做了什么,但我想先报名。

在我工作之初,经过培训,我被分配到更偏远的口泉第三税务所。在我们之前,大同税务局没有女同志去农村收税和从事野外工作。我们是第一批去农村的女性税务管理人员。就这样,在老税务局的领导下,我去农村提袋子,对卖瓜子和蚕豆征收临时营业税,此外还要检查企业的账目。当时,街上所有的人都在卖瓜子,周围都是一大群人,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,在纳税人家里征收屠宰税也是如此。在不断的实地工作经验下,我成为了该局业务的骨干,同时还专门负责重点税源大同水泥厂的征管工作。

后来,我从口泉分局调到大同市税务局。当时,税务管理仍然与税务管理在一起。偶然,作为大同税务局主管业务的副局长,我接待了财政部税务管理的有关负责人。因为当时政府缺少一些有基层业务经验的中层干部,在这样的背景和机会下,1987年,我从大同调到财政部税务总局行政司。

从改革开放到北京的税收工作,我明显感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“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”的思想路线,已经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,税收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加强。

我在税务管理部门工作了13年。1997年,国家税务系统加紧努力,在将税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税收征管和基层方面取得了坚实的进展。也是税收征管部门分为三个部门,成立稽查局和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的一年。2000年,我被调到信息中心担任信息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。直到2007年退休,我一直在努力实现税收征管的现代化。退休后,我仍然关注税收行业的变化和发展。传统的税收征管互动模式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,一个优质、高效、统一的现代税收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形成。我很高兴看到这些变化。(本报记者汪洋采访整理)

这篇文章发表在2019年9月25日的中国税务新闻b1版上

资料来源:中国税务总局

编辑:张越(010) 6193078